1991年的段建伟和段正渠，通过在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举办展览的方式，走进了公众的视野。他们就是后来被并称为“二段”的两位来自河南的“青年艺术家”，的确他们当时还算“青年”，段建伟刚三十而立，段正渠亦仅比前者年长三岁。

　　初识段建伟之际，你往往会被其憨厚而腼腆的外表所“迷惑”，亦如他在创作中时时流露出的那种心无挂碍的“纯真”，其实段建伟却是一个心思缜密的画家，而且他有自己的原则，也有自己的目标。

　　20世纪90年代初期，’85美术新潮的喧闹虽则已经有所平息，然而“发生了那么多事情，出现了那么多的人物，对大家都是个刺激”，段建伟如是说。即便在 ’85期间，段建伟“也乱试过不少的东西”，“但慢慢还是又回到了画面上”，于是就有了90年代初的这批作品。

　　这些作品，绝无绮丽的幻想和精巧的语言，从表面上看也许还与法国稚拙派画家有所吻合，即画家都对“乡土原生态”的绘画主题具有某种热衷。当然，段建伟所关心的只是中国中原地区的土地，并以一种近距离透视的方式，来潜心猜度立于这片土地之上的那些凡人凡事。

　　“农民”，作为重要的表现对象被引入了画面，他们无疑成为了画面中的主角或剧情中的主线。段建伟笔下的“农民”，不是那些被无限拔高的文化“躯壳”，也不是那些被精神抽离后的观念“符号”，更不是居高临下“从高空俯瞰”之后的模糊变形。画家强调某种“平视”的姿态，因为“我们跟农民都太近，农民情结太重”。

　　把自己也归为“农民”之列的段建伟，也以更深切的关心把“农民”和“农民”的生活环境联系起来加以描写，而这种切近生活的描写，最终引发了观者对自我生存状态更为实在的认识和反思。在一些作品中，辽阔的风景通常构成了人物的背景，它赋予作品以真正的时间感和地点感，同时亦使得整个画面更富于戏剧性，并充溢着牧歌式的情感。

　　然而，段建伟也清楚地知道，一旦这些源自生活的感动成为了某种“滥情”，那么可能的结果，就真是成为了一个风俗画家了。于是，画家的控制力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方面，有意识地打破背景对人物的局限与约制，“对背景要求更高了”，“以更合适的背景来加强前边的人物”;另一方面，又有意识地远离纯然“原生态”的描写，“对田园生活的赞美显然是不够的，我想通过最平常的东西，一个事件、一个动作，一个道具，能表达出一种超出它之外的一种东西”，这就是画家提出的所谓的“抽离”方式。

　　1991年北京展览之后，段建伟一度由“抽离”的方式出发，试图对样式作出某些新的尝试，然而不久画家就“幡然悔悟”而知所放弃。因为，段建伟意识到所谓“绘画的纯粹”无异于“乌托邦”，而“要说形式是绘画的最终目的，我不太信”。在此刻，“抽离”的初衷导致了画家在思考维象上的摇摆不定，然而段建伟认为这样的“摇摆”却是有益而无害的，“这种摇摆一直是存在的，在这种摇摆中，慢慢地有些东西我会看得更清楚一点”。

　　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，即便段建伟也清楚最新的艺术发展，但他的绘画语言依旧是那么的粗手大脚而质朴无华。对于画面，段建伟追求单纯化的表现，画家用简练的线条勾画出生动的形象，在运笔着色上画家也关注色彩调子的微妙变化，以及笔触在物象表现上的作用。画家对于画面的纯化，还表现在对人物性情的集中刻画方面，“画一个人不只是颜色和笔触，我一定要把另一种东西当成目标，画得能让这个人吸引我、逼视我”。为此段建伟不惜采取了类似文学性的描述方法，他会更加关心那些细节，更加关注于个别人物表情细节的叙述，并将其充分地可视化，这使得整个作品带有了某种显见的描述性。而在构图上，段建伟也依据了形式结构的重量分配原则，同时也随心所欲地在画面上开辟空间，充分强调人物与景致之间的某种契合关系，画面安详而内敛，且洋溢出别样的浪漫与诗情。

　　在段建伟始自1997年的创作中，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有关“小孩”的形象。画家自己的解释是“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自觉的状态”，后来则变得有意识起来了。“小孩脸上光，比较好处理”，显然只是某种托辞，因为无疑这与艺术表现技术的难易程度并无多少关涉。“小孩有成年人有的东西，也有自己的东西”，这构成了“小孩”形象的独特性，而“画小孩可以让我加上一些东西，他们本身的东西少一些，更容易把我加的东西呈现出来”，则似乎道出了其中的奥秘。“我可以赋予一些东西”，这些“东西”，即是“我对孩子的认识，包括对自己童年的认识”，也正是在这种画家的赋予过程中，产生了某种“感同身受”的情感媒化效应。其结果则是作品中的“小孩”形象仿佛具有了“成人”的性格与心绪，而与此同时，艺术创作也成为段建伟对“童年记忆”自我唤起并与之相融相聚的心理空间，它将那些“掩蔽性”的童年记忆或者早已“碎片状”的童年记忆，通过视觉性的拼接而逐渐清晰起来，这既是针对自我的精神关怀与情感慰籍，实际上也为我们每个人创造了共有的童年原型。而从这个意义而言，段建伟的作品中也就有着当下时流艺术所没有的观念特质。

　　正如段建伟对乔托、弗朗西斯卡等古代大师的那种刻骨铭心的喜爱，画家对恒定价值的追求也已经成为了自我精神的某种守望。“当代艺术一直对我有影响的，我心里也乱，也会做一些自己控制不好的尝试，分寸感没有了，但这一段很快就过去了，还是要找到更合适自己的东西、内容、形式。”现在的段建伟，已经不为时流所左右，甚至甘愿为了自我的独立而所谓的“边缘化”。段建伟总是自嘲自己不是“当代艺术”中的人，也总是自谦地说“自己并不自信”，然而段建伟对自己艺术的那种坚守或许已经说明了一切。“你不是在做一个什么让别人看的，而是要面对自己，你早晚还得面对自己，面对自己的时候才会真诚，才会朴素”。

　　“坚守，可能取决于性情，是骨子里的东西”，也是段建伟知所放弃的唯一理由。

　　2008年4月